大家好，我是陈拙。
最近认识一个特殊的朋友，很想介绍给你，他岁数不年轻了，周围的人却都叫他“小祖宗。”
他的工作很特别：有人会把痰吐在他身上；有人往他的油漆桶里扔烟头；有人给了钱会特意检查他的板车。
我说这些人咋这样啊，他却说这些都正常，自己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那为什么不换个活法，我问。
他回答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在11岁那年就死掉。”
年刚入冬的一天，下午五点，小祖宗正开着他的座驾，给今天第五个买家“送信”。
说是座驾，其实就是一辆破三轮摩托，外面安了薄薄一层铁皮罩子，车头和两侧开了方口子，装上塑料板一样的有机玻璃。划痕密密麻麻地趴在玻璃上，也就勉强不阻挡视线。
车屁股上糊满了——“麻将换牌技术”、“扑克变牌”、“性病秘方”的小纸片……都是同行给小祖宗贴上的，他也没啥意见，凭这些“膏药”每个月能拿50块的广告费，相当于白捡了。
狭窄的驾驶座后边还放着两个半高的塑料凳，这是小祖宗之前拉活时给乘客坐的地儿。但这种车其实不许载客，车身上会喷专门的标记。经同行栓子介绍，才换了“送信”的营生，车上那俩小凳有阵子没坐过人了。
小祖宗本来也不喜欢和人说话，像这种只送货不拉人的活，他挺满意。
眼瞅着到晚高峰，小祖宗的破三轮在一众标准体型的轿车、越野车、公交车里挤来挤去，像在挣一口气。
说实话，这么个小玩意儿，哪怕迎面过来了，谁也不会多看一眼。但只要你看了，就会发现——它不该出现在这儿。
宽敞笔直的双向六车道，你说不出它该跑哪一条，但它却倔强又滑稽地“疾驰”着，用烧坏电瓶也不超过50km/小时的速度，努力地汇入雄壮的车流。
只是每次好不容易挤出一点领先的优势，没等保持一会，就报销在别人飞驰而过的一脚油门里。
只有在它的主人眼里，它和那些擦身而过的大家伙一样，至少想做到“看上去一样”——就像自己这辈子。
小祖宗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“正常人”，哪怕只是看上去“像个正常人”。
穿过市区一直往东走，小祖宗开着他的座驾来到一片满是厂房的城中村。刚过了铁轨上架的桥，不远处的土坡口孤零零站着个穿皮袄子的男人。
那附近没什么人走动，来往的都是货车，小祖宗凭着送货的经验，一眼看出那男人就是买家。
“你是栓子的朋友啊？”小祖宗把窗户拉开喊了一声。
男人招了招手，算是应下。小祖宗把车停在他跟前。
小祖宗从驾驶座的垫子下面掏出一个写着“xx村”的黄皮信封，打开车门，递给那人，“外甚（那啥）......块钱，拿给我就行。”小祖宗扬着脑袋，故意装出一副买卖人的口气，熟练地说。
男人伸出一只手去接信封——
又成了一单，小祖宗想，今天的货送得都很顺利，能早早回家和朋友们玩上几把爬三了（扑克的一种玩法）。
突然，男人伸出另一只手，一把拽住小祖宗的胳膊，猛地一扯。小祖宗还没反应过来，身子先轻飘飘地从架势位上栽下来，摔在土坡上，眼睛被扬起的黄土迷了。车子也跟着晃了晃，好在没倒。
小祖宗站不起来，他好不容易再睁开眼，自己身边已经围了三四个人，他第一反应是，警察！
“干甚......”，刚喊出两个字，小祖宗的脸就被穿皮袄的男人狠狠掐住了。
“这么个东西，还用得着几个人？就你一个还办不了他？”一旁的几个男人笑成一团，对穿皮袄的男人说了一句，然后像看牲畜一样蹲下来，打量着小祖宗——
地上趴着的小祖宗“没有腿”，准确地说，是长着腿的地方已经萎缩成了细细的两条，此刻正毫无力气地歪倒在一侧。男人朝小祖宗的腿踢了一脚，引得一圈人哄笑起来。
小祖宗对这挑衅的行为全然没有办法，他下半身使不上劲，旁边的人一个钳住他的手，一个翻着他身上的口袋，很快从他军大衣的内兜里掏出一沓子钱，在他眼前一晃，就揣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那是小祖宗今天送货收的货款，有两千多。眼看着被人抢去，小祖宗嘴刚冲着那人动了动，那只掐住他脸的手就更用劲了，他感觉到自己的牙正把嘴皮硌破，咸腥的血从嘴巴缝里往出渗。
“你还想喊？你不知道你是干啥的？烂残废的东西！你要敢喊，我让你早死上两天！”穿皮袄的男人说完，用力朝小祖宗的面门打了一拳。小祖宗顿时眼前一片血红，紧接着天旋地转。
他仰面倒在地上，一下也动弹不了了，只觉得眼睛发酸，有什么东西翻上来。
他清楚地记得，自己11岁那年也是这样倒在地上。
那是他最后一次走路，摔断了鼻梁。从那以后，他把自己的两条腿盘了起来，再没有走过一步。
小祖宗出生在69年，父母都是地道农民，四岁时跟着父亲去山里采菌，回来生了场怪病。
小祖宗长大后听父母说，他当时在路上就失了力气，头热得烫手，舌头从嘴里掉出来，气都上不来。父亲背着他回了家，立马找村里的大夫看，可喝了几副药都不见好。
他的一只脚往里翻，另一只脚脚背绷得像个“直棍”，父母咋掰都掰不过来。
当时医疗条件不行，小祖宗高烧不退，村里的长辈都劝小祖宗的妈准备后事吧，结果烧了四五天，小祖宗突然能说话了，烧也退了。
只是身体变得软塌塌的，也不会翻身，胳膊很难抬起来，两条腿没有感觉，脚一直扭曲着，一下也动不了。
不知道在床上躺了多少天，小祖宗的胳膊能稍微使上劲了，母亲才把他扶起来。穿裤子的时候，他才看见自己的两条腿萎缩地像个柴棒棒，就剩了一点点肉。皮包着骨头，轻轻一碰就晃来晃去，像皮肤里裹着一包脓水。
父母想让他下地走走，但直绷的脚面往砖头地上一踩，稍微一吃劲就忍不了的疼。两条萎缩的腿根本支撑不住他的身体。
父亲削了两根打枣的杆子让小祖宗当拐，有人扶着才能勉强挪上两步。
那时候他对病没有概念，以为病好了就能正常走了。父母也这么和他说。
可是一年一年过去，小祖宗脚上磨起了厚茧，病却一点没好转。父母渐渐不再提这回事了，只是把他放在平车上，身后垫个棉花垫子，白天推他出去晒晒太阳。
每次出去，村里的小孩看到他都会“残废、残废”地喊，父亲就拿石子狠狠地丢。小祖宗那时候不知道这词啥意思，但知道“残废”说的就是自己。
村里有念过书的人告诉父母，小祖宗这是遗传病，再生个孩子也一样。小祖宗的父母没文化，深信“念书人”的话，怕得也不敢再要孩子。
除了吃饭，小祖宗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躺在床上。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时兴当兵，小祖宗听说村里有个“罗锅后生”出去当了两年兵，回来比谁都站得直，他鼓起勇气把当兵的想法告诉母亲，母亲却哭得满脸是泪，一把搂住小祖宗。
“个人有个人的命，娃子，咱这辈子就是来受罪的......”
两口子一提到儿子，最多的就是唉声叹气，时间一长，父母时不时会对小祖宗发火，说一些难听的话，也不再逼着他走路了。
十一岁的某天，父亲半夜喝了酒回来，非要让他下地走走，他下去歪歪测测地挪了两步，父亲脾气就上来了，狠狠地掰小祖宗的脚。一阵剧痛传来，小祖宗面朝地栽了下去，摔断了鼻子。
也是从那天起，小祖宗开始了被人从一张床抬到另一张床，从平车抬到板车，再抬到残疾人代步车上的日子。
他没了自己的腿，也再没走过自己的路。
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，小祖宗眼前恢复了清明，他看看周围，跟前除了自己那辆破三轮车，啥都没有了。
小祖宗用两只手拖着身体一点一点往车门跟前爬。为了方便上下，车梆子上焊着半截实心的铁管当抓手。小祖宗握住铁管，把上半身绷得紧紧的，蹭回车里时，头上流下的汗化开了干在脸上的血痂子，渗浸皮肉绽开的伤口，蛰得他生疼。小祖宗抬起胳膊抹了一把脸，袖口蹭上了血和汗液混成的一摊黑红。
他顾不上疼，赶紧扒开坐垫——
还剩一个信封压在下面，那是今天最后一单。
小祖宗松了一口气，还好刚刚那伙人不知道坐垫底下有货。缓过神来，这才觉得身上、心里都针扎一样，他没再急着去送货，把头埋在方向盘上。
开始干这行前，小祖宗曾有过另一份“工作”，更像是一个残废该干的事：乞讨。
团伙的头头叫和叔，四十多岁，是个健全人。加上小祖宗，手里一共管着6个乞丐，都是残疾人。
其中两个没手，胳膊往下就是个“肉杵子”；有一个是缺了条腿的老头，常年拄着个木头拐，胳肢窝下垫着红颜色的海绵垫子；还有一个老婆婆，个子很小，不到普通人的胯骨高，头却很大，满脸皱纹，走起路来左右摇晃。
还有个小丫头，是个傻子。十四五岁的样子，鼻子朝天翻，眼睛又圆又小，嘴上一圈都是口水结的痂。老婆婆叫小丫头“憨汝子”。
他们六个，加上和叔和他弟弟，八个人住在一个带院子的小平房里。他们六个残疾人挤一屋，和叔和弟弟在另一屋。
去的第一天，和叔的弟弟给小祖宗拿了一床棉被褥，又潮又硬，还有一股尿骚臭味。小祖宗努力把身体侧到一边，尽量让自己少接触。可和叔他弟把小祖宗的肩膀往下一按，让小祖宗躺在上面，“先捏各着（将就着），你多往下要钱，要下钱，我给你买新的铺。”
和叔每天会开上面包车拉他们去火车站汽车站。和叔负责放风，一旦有民政局的执法车过来，他就带上大家跑。和叔他弟假扮憨汝子的父亲，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拿粉笔在洋灰砖地上写字。小祖宗是文盲，也看不懂写的是什么，但看了的人多半会掏点钱。
见了几天世面后，和叔拿钢板给小祖宗焊了一个平车，底下四个铁轮子套着一圈实心的橡胶——这是小祖宗的第一个代步工具。
他在平房的院子里，像划船一样两只手往后一撑，平车就在砖头地上“轰隆轰隆”地挪动开了。因为轮子的轴承是焊死的，转弯的时候必须一只手撑地，把身体稍微支起来，另一只手拽住平车朝一边扭。
即便很费劲，小祖宗还是像个刚学会骑车的小孩，在小院里坐着平车绕了一圈又一圈。
他第一次感觉到了“松快”和“自在”。
后来，小祖宗总是盘腿坐在平车上，一只手摩擦着地，另一只手上挂着小油漆桶桶，来回来去地走。他的脑袋刚能够到别人膝盖的位置，所以总是得仰高了脖子，才能看到身旁来往路人的脸。
小祖宗第一天上班，和叔交代了很多：
如果有人盯着他看，就赶紧跟上去，很多人只要多磨几句就会掏钱；
如果有人主动上来搭话，要小心，千万别说太多；
带小孩的，别离他们孩子太近；
从行李上怎么区分有钱人......
最重要的一条：只要有人给钱，记得说“善人善命”。
刚开始，小祖宗推着板车来回追着人流跑，磨得手掌生疼也要不到几个钱，团伙里的老婆婆热心地告诉他，“进站的人走得快，去出站口，人都是一批一批出来的，中间得空还会歇一阵阵。”
一天下来，小祖宗的油漆桶桶里有20多块的毛票和钢镚。每人每天的工资是5块，和叔对小祖宗很满意，发工资的时候也愿意多给一些。
一个多月以后，小祖宗就换上了新的被褥。
他最喜欢晚上收工以后大家凑在一起打打扑克，和叔会讲自己碰见的有意思的事，逗得每个人都在笑。
小祖宗会在恍惚间觉得，自己又回了家。
小祖宗十七岁的一天，父亲一早出了门。母亲和村里的壮劳力挨着山梁子找了好几天，小祖宗就在家里焦心地等。
邻居大娘给小祖宗送饭的时候告诉他，父亲让山上的狼咬死吃了，骨头都没剩下。
小祖宗难受了好长时间也无法接受。
当时小祖宗还小，想法单纯，好几年以后他才明白过来，父亲是扔下这个家走了，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不想再被他这样一个残废拖累。
父亲消失没多久，母亲也有了新的男人。小祖宗见过几次，母亲把男人带回家，径直进了里屋，木头门板走风漏气隔不住声，小祖宗总能听见母亲在里面笑。
一天早上，母亲把小祖宗的衣服被褥收拾好，把他抬上平车，推出了家门，“你也大了，给你寻了个好人家，妈妈一个人养活不了你了......”
小祖宗没吭声，任由母亲推着走。
母亲推着他走了很久，久到小祖宗觉得，那似乎就是一次寻常的晒太阳。
母亲最后把他送到了叔叔家，说小祖宗是男方家的种，男人跑了，孩子婆家得管。小祖宗的叔叔也是种地的农民，没啥办法，把他接进屋子里，支起了一只木头床。
母亲和叔叔婶子在外面说着话，小祖宗观察着新环境——
叔叔家比他家宽敞，他的木床紧挨着火炕，灶火上的铁皮烟筒是崭新的，跟前的立柜也大，镶着明丹丹的镜子……等小祖宗回过神来，他已经听不到母亲说话的声音了。
那是他最后一次听见母亲的声音，母亲再没来看过他。
叔叔安排他跟着婶子干活，婶子是纳鞋的，小祖宗就主动学起了纳鞋，算作“伙食费”。
叔叔家里有个堂弟，比他小四岁，家里来了外人数他最不高兴。他往小祖宗的饭里涂鸡屎，往小祖宗的水缸子里擤鼻涕，小祖宗明明看见了也假装不知道，从不多说，只是默默忍着。
不过婶子心好，只要看见了就会骂堂弟一顿，“真是灰个泡！从小欺负别人，长大能是甚好东西！”每次骂完，还会从水翁里接一瓢水，重新洗涮小祖宗的碗和茶缸。
小祖宗打心眼里感激婶子，在钨丝灯泡下没日没夜地拼命纳鞋底，有时候稍不注意粗头针就会把手指头扎个血窟窿，婶子见状，就吐一口唾沫抹在小祖宗的伤口上，说是能杀毒止血。
小祖宗没法出门，屋子里光线一差就会影响干活。时间长了，他的眼睛越来越坏，要凑得近近的才能勉强看清。即便如此，小祖宗也觉得每天过得很充实，除了纳鞋，他不会想其他的。
“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。”
直到小祖宗26岁时，叔叔带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来家里。那人掀开小祖宗身上的单子，捏了捏他两条萎缩的腿，又拍了拍脚背，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。
小祖宗心里害怕，头扭在一侧，身子努力往一旁躲着。叔叔在一旁介绍，“这娃子身上有问题，脑袋不憨，机明着咧！”
当晚叔叔高兴极了，硬留那人在家里吃了饭，还拧开了半瓶酒。婶子给小祖宗收拾了两身衣服，把他抬上了面包车。
那人看上了小祖宗，他要被带去省城“工作”了。临走时，婶子挂着泪珠给小祖宗身上揣了50块钱，“受了屈就回来，外面甚人也有了，遇事多长上个心眼。”
小祖宗一路上没说一句话，这是他第一次坐汽车。只见车窗外的东西向后跑得飞快，他很害怕，两只手紧紧抓住把手。几个小时后，窗外的平房变成了楼房，小祖宗来到了省城太原。
带小祖宗到太原的男人就是“和叔”，而那份“工作”实际上就是乞讨。
很久之后小祖宗才知道，叔叔收了块“介绍费”，把他卖给了和叔。
小祖宗的乞丐一当就是12年，太原很多地方他都去过：火车站、大商场、柳巷商业街、长途客运站、迎泽公园……哪里人多他们就去哪里。
小祖宗因此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他发现正常人有时也会有很多“不正常”的举动——
有人会把痰吐在小祖宗身上；有人往他的油漆桶里扔烟头；有人给了钱会特意检查小祖宗的板车，看他是不是真的残疾。和叔的弟弟有时会在晚上带走憨汝子，过上一半个钟头再送回来。
每次憨汝子回来手里总拿着一瓶健力宝，就呆呆地坐在床上喝，又脏又破的棉袄敞着怀，漏出半个胸脯。老婆婆告诉小祖宗，这是和叔的弟弟用了憨汝子的身体，“一瓶健力宝就是一次的酬劳。”
小祖宗慢慢学着懂事，也从一开始的不好意思变得老练。遇上大方的客人，他会把油漆桶放下，两只手撑地，把头低下，象征性地磕两下。
和小祖宗一起行乞的残疾人有离开的，也有新来的，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只有小祖宗没走。他觉得这样很稳定，自己似乎已经成了这里的一份子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认定行乞就是自己该干的事，他没想过别的出路。
每次行乞，和叔都会让他们装上一张长途汽车票。当时，民政局抓了这些职业乞丐后，会把他们带回救助站，再遣送回原籍。
和叔教给大家，只要被抓到救助站，就拿出汽车票，说已经买好票了，这两天准备回家。这当然是一套话术，小祖宗知道，真要说回家，他们当中十个有九个不知道回哪儿，还有一个可能会死在路上。
直到08年开奥运会，遇上了“严管”时期，小祖宗被民政局送到救助站，等了整整两周，和叔也没把他捞出来。一起被送到救助站的小乞丐告诉他，“变天了”。
几乎一夜之间，全太原市所有的乞丐头子都跑路了，小祖宗只能接受民政局的安排，却因祸得福。
他本身符合国家的政策，办了相关手续，进了市里的残疾人福利企业。
小祖宗之前做过鞋，会纳鞋底，被顺理成章地分配到了做粗线手套的流水线，同时也有了低保、残疾人补助。市政府给像他这样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配备了“残疾人代步车”，根据每个人的残疾程度，还加装了辅助上下车的踏板和扶手。
小祖宗日复一日地在流水线上工作，每月能领到太原市最低标准的工资，再加上补贴，日子不富裕，也算是安稳。他甚至能在工厂附近租房子了。
时隔20多年，小祖宗终于又一次有了家，那是一串平房小院中的一间，社区给他送了轮椅，还在门槛处做了斜坡，方便他进出。
除了工作，小祖宗最喜欢和邻居们打牌，也多多少少带点彩头。小祖宗没什么花钱的地方，即便输点小钱他也不在乎，在牌桌上跟大家说笑的时候，没人会把他当作残废，他也因此交到了朋友。
有了自己的家，有了工作，也有了正常的生活，小祖宗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“正常人”了。
可现实却在这个时候给了他当头一棒。
年，小祖宗的眼睛模糊得厉害，平时工作都受了影响，车间医院，一检查，确诊是严重的白内障，需要动手术。
手术前几天，躺在病床上的小祖宗偶然听到了车间主任和医生的抱怨，“像这种残废，真是心烦，烂命一条，遇上个啥事还得让我们贴人、贴钱！有人生没人管的东西，就知道出来恶心别人......”
小祖宗气得发抖，指甲深深掐进肉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他还是听到了那两个字：残废，像是刻在他身上似的，无论他再怎么认真努力地活，旁人盯住的还是那两条烂腿。
术后康复，小祖宗自己花钱请了护工，他心里憋着一口气，索性拿出积蓄，买了医保不能报销的最好的进口药。福利企业的工作人员来看望他，也被他拒之门外。
出院以后，他给车间主管打电话，找了个借口，辞掉了福利企业的工作。
他总在以为自己融入、成为一份子，甚至一个正常人的时候被三两下就挑拣出来。就像自己的那辆小代步车，无论是车型还是车身上的标记，只消看一眼，就能知道自己和别人的差异。
有时候他觉得，那之间差的，不只是一个轮子，一双健全的腿。
被打的小祖宗在车上磨蹭了半个小时，等嘴上鼻子上的血都结了痂，糊住了胡茬子，面门的伤还在韧韧地疼。
他手里攥着最后一个信封，拧了一把车钥匙。
小祖宗朝着最后一单货相反的方向开去，一刻没停，径直开回了家。
一进院子，小祖宗就把代步车停在了自己屋门口。外窗台下面固定着一个扶手，是他专门请工人安的。小祖宗撑住扶手，从车里挪到门口的轮椅上，然后一下一下摇进了自己屋里。
被他一同带进屋的，还有那个没送出去的信封。
送一个信封，小祖宗能挣50块，一天只要跑个六七单，不累，却是拉客人跑出租收入的好几倍。
信封里装的啥，小祖宗也问过给他介绍这营生的栓子，栓子却有些生气，“人家的东西，你问那么多有球的用！顾好自己，别给弄丢了就行！”小祖宗见状也就闭了嘴。
栓子还告诉小祖宗，货很重要，不能被人看见，让他藏在代步车的坐垫底下。
有一次送货到一户人家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让小祖宗把车开进自家小院。小祖宗把信封递给他之后，男人说是第一次从栓子这边拿货，得先“验验”。
小祖宗还没听明白，男人却说着已经拆开信封，找了个铝箔纸，点着打火机，当着他的面就抽了起来。小祖宗小心翼翼问了两句，那男人告诉他，这是“土料子”，抽完能当神仙。
小祖宗想起来，之前福利企业的一个工友也是“抽料子”的，那时候每天晚上下班，工友总是在小祖宗面前嘟囔“累死了、累死了，抓紧回家顶点‘料儿’。”“料儿”就是毒品，一种纯度不高的土制海洛因。
知道自己送的是毒品，小祖宗没觉得慌也没觉得怕。
靠着“送信”，小祖宗每个月能赚将近1万块钱，在太原，这是个对正常人来说都很不错的收入了，他舍不得放弃这份“工作”，更不能放弃“高收入人群”的名头。
婶子曾来太原和小祖宗见过一面，说起堂弟的儿子要娶媳妇了，小祖宗直接给婶子拿了3万块钱，说自己一个人也无牵无挂，没处花钱，就算是报答当年婶子照顾养育的恩情。
“送信”让他证明了自己，更让他拥有了无限接近于正常人的感觉——自己这回真做到了大多数正常人都做不到的事。
哪怕代价是，成为一个“毒骡”。
可今天这顿打把小祖宗打明白，也彻底“打死”了。
他这辈子就是个残废，残废怎么变成正常人？
挣上两个钱就觉得和别人一样了？也就是骗骗自己。
小祖宗摇着轮椅进了屋，把自己安顿得更舒服了一些。他掏出红塔山的烟盒，撕下包裹着烟的那层锡箔纸，展了展，做成一个洼形的容器。又拆开未送出去的那封“信”，取出里面塑料包装的一袋黄颜色的面面，轻轻磕了一点在锡箔纸上。
他学着以前见过的毒鬼，举着打火机在锡纸底下烤，一阵蓝色的烟升腾而起，小祖宗往前凑上鼻子——
土制海洛因带来的快感正直冲他的脑袋，他整个身体都发软了。
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，他要这么做。他的前半生一直被人“抬来抬去”，眼下，这个决定算是人生中第一次替自己做主。
他听身边的残疾人不止一次地说过吸毒的感觉，但这一刻，他才终于明白人为什么会吸毒。那些深埋在心底的小时候的痛苦、受尽歧视的辛酸、四处流离的不易，甚至刚被打了一顿的疼痛、憋闷，几口下去，全都忘了。
他忘记了要成为正常人，沉浸在一时的“愉悦”里，他感觉自己“更像正常人”，这就足够了。
第二天，小祖宗打电话让栓子来家里收货款。他没有告诉栓子自己被抢的事，自己垫钱给了栓子，当然也包括自己带回家抽掉的那一份。然后说自己不干了，让他放好心，这些事情他不会跟第二个人讲。
小祖宗从那时起就开始吸毒了，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过门，也不去跑出租了。朋友们打电话问他，小祖宗只说自己这几天身体不好，要休息一段时间，以前的工友要上门看望他，也被他一口拒绝。
他每天躺在床上，打开电视胡乱看两眼，心里不舒服了，就点上“料子”抽两口，再不知日夜地睡上一觉。
早知道有这种好办法摆脱痛苦，自己干啥非要当正常人？小祖宗觉得，自己之前几十年的努力和辛苦都是“浪费了时间”。
直到信封里的海洛因吸完，小祖宗给栓子打了电话，说要买货。小祖宗就这样，从栓子的“员工”，成了栓子的“客户”。
一段时间之后，小祖宗上了瘾，一天不吸全身的骨头又酸又疼，像一群蚂蚁在骨头缝里啃，行话叫“上了道”。
小祖宗这么多年攒下的积蓄在一次一次买料子中挥霍掉，以前关系不错的几个朋友也断了联系。实在一个人烦闷了，就打电话叫个“小姐”来家里玩闹一通。只不过因为自己是残疾人，要比“正常人”多收点钱。
小祖宗每月还领着残疾人的补贴，实在买不起“好货”，就找栓子买点便宜的、纯度低的“赖货”。
小祖宗决定，后半辈子就这样过吧。
入所的时候，小祖宗在一群戴着手铐、穿着蓝颜色戒毒校服的学员中显得很特殊。他坐着轮椅，探着头，好奇又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自己即将要生活的新环境。
上楼梯的时候，小祖宗左手紧紧抓着右手，旁边两个学员挽着他两只胳膊把他抬了起来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两条细细的腿像没有骨头，悬在空中晃来晃去。
一旁的同事跟我说：“像不像旧社会地主家的儿子，懒得动弹，被下人们抬着走，下人一口一个‘小祖宗’喊着......”
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句话有多讽刺。
眼前的小祖宗或许早就习惯了被人抬来抬去，但这并非他的本意。
他不是什么地主家的儿子，更没过过一天“小祖宗”的日子。
他只是个耗光所有希望和气力，都想做“正常人”的普通人。
小祖宗现在进了戒毒所，他有了个新发现：残疾人员会得到优待，可以不用参加戒毒所的强制劳动。
但没几天，小祖宗就找到戒毒警高一丈，说自己想要劳动。“我要去生产，无论是什么工种，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做。”
高一丈问小祖宗：你是想抽烟吗？（戒毒所不参加劳动就要戒烟）
小祖宗说，自己不是有烟瘾，只是“别人都有抽烟的时候，我不想被拎出来放在一边。”
高一丈在小祖宗的宿舍口采访的他，每周谈话的时间，他看着小祖宗推着轮椅出来，“他的手掌特别厚，都是死肉，里面是黑色的，每次和他谈话，他都在不停地抠手上的茧，外面那层硬皮扣掉，长出来的还是新的茧。”
或许只有在戒毒所，人不是按照是否“正常”来划分的，而是按照“是否劳动”来划分的。而这样的平等，是小祖宗可以靠自己去争来的。
（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）
编辑：渣渣盔
插图：大五花娃娃鱼